上月底,38 個民間團體趁著「反國民教育科運動」三週年,發表聯署聲明。聲明指出,三年前的反國教運動,雖然成功促使政府暫時擱置國民教育獨立成科的計劃,但國民教育的陰霾,其實一直沒有離開校園,偏頗的愛國教育元素,更已滲透至整個教育系統。
單計今年,例子已是不勝枚舉。
例如,教育局四月出版的基本法教材,將中央和特區形容為「監督及被監督的關係」,內容偏重「一國」多於「兩制」,彷彿把《一國兩制白皮書》帶入校園,成為課程。
又例如,年初梁振英於《施政報告》中提出以財政資助鼓勵香港學校和內地學校結盟成姊妹學校,又計劃資助學生在中、小學階段最少到內地交流一次,引來「洗腦交流團」的質疑。
少不了的,是建制中人對香港教育發表的連串「偉論」:羅范椒芬進言,香港教師在入職前要到內地大學上一個月國情課,增強對國家的認同感;陳佐洱指香港教育亂象叢生,種出「苦瓜、毒豆」,直指青年要「補腦」,而香港教育局更應接受中央監督。
很明顯,三年過去,「國民教育科」是擱置了,但「國民教育」卻以各種形式在校園各處,縈迴不散。
其中一個最受爭議的話題,毫無疑問是「普教中」。
今年四月,教育局長吳克儉於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稱,截至 12/13 學年,全港已有 70% 小學及 37 % 中學在個別班級或全校推行普教中;而教育局呈交委員會的文件更寫明,「『普教中』是中國語文課程的遠程目標」,引起議員及民間團體一同抗議。
為何異議?最主要的原因,竟也在該文件裡找到。
事實上,學者對於應否推行「普教中」仍持有不同意見。他們未能達成共識是因為「普教中」的成效受太多因素影響。這些因素包括:教師流暢地運用普通話的能力、學校的語言環境、學生的社交圈子及家庭的用語等。故此,學校也會因應自己的情況,彈性地以粵語及/或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
— 立法會CB(4)748/14-15(01) 號文件,頁 4
問題很明顯:對於「普教中」的成效(尤其是它能否提升學生的中文能力),本地學者根本未有共識,那為何政府要堅持將「普教中」列為中文科的遠程目標?就如民主黨何俊仁於當日會議後所言:「未有(研究)數據,先訂目標,係咪本末倒置?」
這一點,恐怕連教育局自己也無從否認。2014年初,該局就曾在網頁稱,「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其中兩項研究發現,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實話實說的這段文字,後來卻被刪去。
刪不去的是另一個事實:現時全港有七成小學、四成中學實行的「普教中」,未必如許多人所想那般,對提升中文水平有所幫助。
在反國教運動三周年、國民教育死灰復燃的當下,「普教中」議題絕對值得我們關心。因此,《立場新聞》推出最新專題,透過學術論文及學者訪問,探討「普教中」的教學成效 — 在教育局、學校以至家長對「普教中」趨之若鶩的當下,身為執行者的前線老師們對「普教中」有什麼看法?「普教中」如何影響課堂的傳意和溝通,繼而影響教學效果?說好普通話,是否就能寫好和讀好中文?
這些問題在宏大的「普教中」議題內,或許只算是一鱗半爪;但從中我們最少可以窺見,實施「普教中」的種種問題,以至勾勒出問題的真正核心:既然「普教中」漏洞多多,政府又為何急於推行,以致全港已有七成小學、四成中學參與其中?
當然,答案已是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