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局長對強姦案上升，作出女士不應飲太多以避免遭強姦的發言，筆者有朋友認為這只是對個人風險管理的提倡。本人不否認醉酒是會對個人及社會造成風險，畢竟個人的健康乃是由自己一手負責，而作為社會的一員分子，也有義務為社會減低發生事故的風險。不過黎官作為政府官員，把強姦的責任只歸咎於女士醉酒及夜出，除了有咎過於受害者之嫌，也忽略了個人風險發生的社會因素，更反映香港體制內官員的權責意識嚴重不足。

生產改變與社會控制

離經叛道地說一句，在道德方面，人類其實不比猩猩文明太多，在沒有社會控制的情況下，當雄性動物有性衝動而剛好有雌性動物經過，就有機會發生與性有關的侵犯行為，什麼衣著性感迷糊陶醉眼神誘惑之類的理由只是人類心理上對行為作出合理化（但不一定表示這是合理行為）的解釋罷了。在這父權社會中，沒有嚴格執行償罰的情況下，幾乎只要是女性，就有可能被侵犯。古時雖然也有法令懲罰侵犯者，但由於通訊科技落後，國家的法令往往未能全國普及，京師以外的社會更多時候只是依賴更落後的鄉村習俗。再者，以前社會的生產模式和性別分工，女性被排斥於主流社會外，認為社會只需要男性出門工作，忽視了女性的個人生活自主權利。由於主流社會認為女性沒有需要出門完成的責任，如果女性因出門受到侵犯，會視這是女士為了無謂的個人權利而招致的個人風險，是為無謂的咎由自取，針對性侵犯的社會控制會要求女性有較高的個人風險管理。

不過隨著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現代社會除了因為機器出現降低了勞動的門檻，也需要更多的勞動力，面對家庭工業的式微影響家庭經濟結構及市場接受女性加入勞動生產大軍的行列，國家和企業享受到女性加入勞動力帶來的利益同時，其實也增加提升了女性暴露在男性眼下的情況和時間，增加了女性受到侵犯的風險。由於是社會濟經結構改變增加女性外出工作的需求所帶來的額外勞動力，如果社會不建立制度及改變社會風氣，把面對性侵犯風險的社會控制提升至社會層面，為女性分擔及減低這些增加了的風險，大多數女性（尤其是社會低下層的）最終會因為個人資源不足（唔返工冇錢，返工又會俾人搏懵，但俾人搏懵又冇人幫你）無法處理社會需求給她們增加的個人風險而進行與社會對抗的行為，或使社會經濟倒退。最終一個只顧利益增長，卻不處理個人風險因為社會改變而增加的社會，到頭來是要承受逃避責任的惡果。

如此，在下認為黎官言論之謬，除了是咎過於受害者，也將應該由社會分擔的責任卸回女性個人身上。須知香港社會既得到從婦女外出工作中產生的勞動人口增長，也得到女士艷麗打扮消費夜生活帶來的衣香鬢影和燈紅火綠，這些社會利益都是現代社會女性明知在父權社會生活下會受到性侵犯（輕則評頭品足，重則抽水老強）的個人風險換來的。要繼續維持女性為香港帶來的繁榮，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繼續加強社會制度對女性身體和尊嚴的保護，肩負嚴格執法和灌輸性別平等教育責任，而不是好像現時香港的官員和警察一般，倒頭來把受到侵害的責任和風險都怪到女士們「行為不檢點」身上，這是非常說不過去的。

PS: 同場加映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523/18268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