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肉高達為何兩者不能兼得，再爭論下去也沒有義意。大家只會繼續看見一個毫不專業的電視台，借一位口音不純卻有閑錢電髮用智能手機私藏貴價模型的女士之口，代表在職貧窮人士們要求政府出錢資助他們有更好的食物，而遭大家惡言相向萬箭穿心；而所謂「左膠」「社膠」之流，從生活細節、社會主流消費文化適應及社會不公等角度為該女士的辯護，只會為自己及該女士帶來更多攻擊，因為強烈的表面證供已令無人願意相信，該女士一家的問題仍是社會的錯，繼續下去換來的只有恥笑。
不錯，「法西斯」1們不會在乎「左膠」們的引述的細節，他們不屑與「左膠」講理。女士一家無牛肉而有高達，「法西斯」就說是買的，左膠說是人家送的；「法西斯」又會問那送的那麼值錢，怎麼不去變賣？不過就算知道那裏可以電髮買手機食牛肉，也不一定會知道那裡可以變賣高達模型。這些細節「左膠」其實沒有需要「法西斯」們在乎。對不起，在下也不是要為該女士辯護。婦人的無知，這可以由她鏡頭前穿幫可見一斑；而將婦人電髮有高達，而卻無牛肉食用說成是個人道德的問題，以此理解也無甚不可。
只是一直以來，每逢有類似情況出現，「法西斯」們只會用事件恥笑「左膠」是非不分顛倒黑白的「包容怪」；另一邊廂「左膠」又會借助同一事例攻擊「法西斯」們對事情細節不假思索和對現今基層需要的無知。兩者其實不知為了什麼原因把問題糾纏在每一件事件上然後個別地互相攻擊，卻仍未向大家指出是社會制度出現了很大很根本的問題，沒有任何進步。
當然啦，當在下指控是社會制度的錯之前，已經有人指這是不知人性醜惡的「左膠」情結。其實人性本非善亦非惡。如人性本惡，則是否因為人皆貪心，放諸四海皆準，所以全世界聽聞有人拾遺於道而表示痛心疾首之人，全都只恨為何「機會不屬於自己」？人行善行惡不是絶對的，最良好的制度也不能將所有人變成善人，最壞的制度也不可能完全杜絶展現人性光輝的一面之人。我見過人格優秀的大陸人，也與最卑劣的香港人。不過這不表示我認為大陸的社會氣氛比香港要好要完善甚至要包容要大愛，相反在下認為不論是壞人還是壞制度，要像面對瘟疫一樣，治療，隔離，甚至驅逐。事實上大家從無數大陸「同胞」們的個別行為、互相交流中所得到的消息及大陸的新聞中，幾乎都得到一個共識，就是大陸的社會制度滿目瘡痍，這是毫不需要爭議，也不需要折磨自己，花心機特別去照顧、包容的。所以社會問題的根源，除了是因為人性有醜惡的一面，也在於惡劣的制度讓人好以最醜惡最落後的一面的活於人前。
現實社會制度的構建，仍長期由人對環境之理解強化而來。人通過在家庭、學校及至社區等環境中與其他人的相處，漸漸對應環境理解、認知及適應而作出相應行為，繼而成為一些慣例，一個制度，一種價值，而價值又成為環境的一部份，影響大家在環境之中與其他人相處的行為，體現出對事物價值之判斷，塑造與人相處及理解事物方式，周而復始。這些價值，這個制度，由人訂立，有系統地控制著大家的行為模式，而大家的行為也能影響制度或強化、或有所改變。所以制度與人一樣重要，因為制度影響到人對週遭環境的理解，這些理解又會成為人行動的依據，人的行為又會對制度造成影響。大家必需理性地從制度誘發的荒謬理解制度的問題，才能知道是一種什麼的價值影響到社會中大多數人的判斷。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in organizations (Gjersvik, 1993b:37, figure 3.1)
如將現實社會制度構建的理解套回香港現今的情況，除了牛肉高達，近來基層兒童法拉利遊迪士尼、基層幼兒於兩幼稚園上學以防輸於起跑線、十六年未到過海洋公園、津貼工廈劏房、政府的利益申報機制等、甚至更是屬香港「長期病」的新移民、高樓價及宅男港女等問題，通通也是與香港社會制度深層次的問題息息相關。正正是這個社會制度深層次的問題，影響到香港人對社會環境的判斷、理解和行為。社會有以上的問題，其實很大原因是出於同一種價值的判斷。這種判斷影響大家認為在香港生活要有某些「基本」條件。沒錯，「基本」兩字我是用引號的，因為大家似乎在某程度上或某觀點而言相信這真是香港環境中生存是基本必需的，或者得通過這些「基本」的事物才能解決問題。可是事實上那些「基本」的東西，一來可能毫不基本，比如遊覽主題公園的經歷、嫁個有車有樓的男人等；二來就算真是關乎基本如衣食住行，那些所謂「基本」每每是大家必需返復量度，計算犠牲，節衣縮食，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得到，甚至跟本變得可遇不可求的，比如私人置業、準時放工等。
看到這些問題，真的不能夠一下子就判斷是因為人性醜惡使然，是個人的「低質素」作怪；另一方面也不能指出純粹是制度不公平。一方面，普遍而可見的人性醜惡都要有一個讓人展現醜惡的制度，那大家展現出醜惡時才不覺那是什麼一回事，要不然你以為什麼能讓大家都能厚着臉皮指自己這樣不足那裏不夠，而其實他們的訴求往往超出基本的定義？另一方面，單單指出制度不公平其實是對整個社會系統的理解未夠深入，未能指出為何中間會產生那麼大的差距和那麼多需要彌補的匱乏，更加未能解答為何社會出現一些不甚基本的「基本條件」，釋除對方的疑慮。
綜合一下以上的事例，這些訴求和問題其實都圍繞著一種偽中產式的優渥體驗，追求的是一種看似積極上流的方向。不過事實上香港的中產也未有福份經常體驗這些「基本」條件，而香港上流的機會已漸漸被封死。更詭異的是社會主流文化歌頌越來越優渥越來越脫離現實的偽中產式非基本消費，成為大家在社會中向上流動的獎品，可上流的機會卻往往讓體驗過這些主流文化價值的人更容易得到，久而久之大家自不然就理解到在香港這個上流環境生存，需要滿足各種「必需基本」和不切實際的「價值基本」。社會基本的定義和價值被扭曲，尤其是文化水準不高的一群人，更容易在選擇中迷失，分不清楚輕重取捨，動輒要求社會支援，加劇社會負擔。如果牛肉高達女士的出現是新移民質素的問題，那我不禁要問是為什麼使香港政府會樂於將新移民的審批權讓出？要是該女士不分輕重的取捨態度是個人道德問題，需要嚴正指出，那麼這種由偽中產假上流價值導致香港整體社會的道德淪落，禮崩樂壞，大家更不能抽手旁觀，任由這種扭曲價值令香港繼續出現更多如牛肉高達事件中女士般的人，讓她們引致的負擔為社會福利制度加添至駱駝背上最後的一根稻草，然後將之壓垮。
香港研究貧窮問題的學者也曾指出，香港戰後的主流核心價值，就是經濟發展，向上流動，擠身中產及維持與復甦香港經濟。在下也同意香港大致上是以些價值作為制度的精神核心，長期以來備受特別重視。此上流中產之價值所以能成為主流，主要因為經濟發展的環境造就了一批人的經濟成功，他們擠身社會上流後，成功的經驗讓他們理解以為經濟掛帥則無往而不利。藉著改變及調整制度使他們的經濟投資更為有利，改變香港的環境及香港人對身邊環境的理解。不過這些成功人士影響著香港，美其名是要令香港繼續繁榮，但實際上他們更在乎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是為了盡情貪婪。再者，更為了使自己的利益看起來更有價值，借助壟斷使自己的利益與市民生活水準掛勾，加上以身作則鼓勵虛榮式的消費，增加失業、貧窮人口和匱乏的感覺，在社會關係與文化上跟普羅大眾拉開越來越大的差距。這些社會上層人士將自己的私利美化成關乎社會命脈的貢獻，讓自己看來是為社會服務，也把自己的成功事跡滲透至主流文化之中作為社會良好的榜樣，使自己對社會資源的挪用變得更合理。這一種貪婪、虛榮與虛偽的上流中產價值，在大家眼中成為了主流，成為了基本。
這也是為什麼為數不少的無知大眾希望能夠體驗「主流」，享受「基本」。基層(尤其新移民)有這些需求，不完全是他們「蝗蟲」潛意識發作，本質上腐朽要蠶食社會；「法西斯」的出發點也不完全是「葡萄」這些人能得到及要求的援助比平日他們享受到的好太多。問題在於當這種扭曲的主流基本生活充斥於社會文化之中，難以察覺。無知而意志薄弱的低下一群，更為求自己及下一代能盡快融入這個環境，加入這個上流做中產的遊戲，也學著我們社會最上層那群主流人士爭取社會資源的方法作出行動，以所謂生存基本及鏡頭前刻苦的生活，編寫一部如「獅子山下」般努力上游的故事，博取「基本」條件的滿足。基層的匱乏和新移民問題是由上層的貪婪扭曲社會所造成，諷刺的是，正正由於基層及新移民急於融入這種扭曲的香港主流，往往使制度最根本問題，借助他們的訴求和行動，突顯於人前。
這一種以中產上流之價值作包裝糖衣的貪婪虛偽之社會制度，除了令香港社會整體的承載力響起臨界點的警報，也使香港人彼此的撕裂越拉越大。這個制度是一個勝者全取的制度，只要「上到岸」，能夠擠身上流，個人好處就可以源源不絶，享受主流認許的優渥和權力。為了這個目標，社會大多數人陷入一種近乎你死我亡的極端競爭。這個制度，鼓勵大家與其他身邊的人拉開差異，也同時增加社群撕裂，強化社會對立。今日許多深層次矛盾也是因此制度的長期運作而起的。匱乏的滋長，除了增加對政府不滿的聲音，更多地也增加了依附強權而賴以為生的人，這讓保守和黑勢力能以短期利益為誘，使不少人放棄原則，投身其下為之賣命，換取所要之餘，又強化這個助長貪婪的鬼制度。不知不覺間，真的讓鄰舍成為仇敵，也讓居心叵測的人，在我們不知不覺間，將仇敵安插於我們的鄰舍之中，使社會立場越扯越裂，社會的氣氛越來越不安全，越來越躁動不安，越來越難以集中對焦問題的根本，讓廉價的批鬥、漫罵和詭辯取代理性的判斷，使荒謬與歪理在社會中得到大眾足夠的掩護，繼續肆虐橫行，抹殺人性的光輝。
伸延閱讀：
Peter Burger,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許寶強：《限富扶貧：富裕中的貧乏》
- 此「法西斯」只是在下為「左膠」嘅對手起的一個別名，方便稱呼，絶無其他意思，請勿對號入座。 [↩]